从亚特兰大奥运会采访归来，我便处于“迷茫”阶段，无所事事，不知道该做什么？体育是做不下去了。因为听说，有人指名道姓，说是“不能让
徐世平进国家体委和对面的训练局大楼的门”。这也算是“封杀令”。退出体育江湖，也是必然的了。
年底的时候，总编辑丁法章先生考虑设立《新民晚报》评论组。体育部的编辑白子超先生跑去向丁法章总编辑力荐，说我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不清楚，丁法章是考虑“因人设事”，还是“因事设人”。最终，报社确定成立该部门，我被任命为常务副组长，主持评论部的工作。分管领导则仍是原先分管《新民体育报》的副总编辑李森华先生。说是一个部门，但实际上只有三个人。我的部下，一个叫赵东，是要闻部的编辑。平日里也喜欢写一点小言论。但是，他的办公桌，一直没有搬到评论组来，屁股一直坐在要闻部。干了没有多久，他也被调走了。据说，他现在也是一家行业报纸的主编了。另一个部下，是个年轻女孩子，叫黄惠，是刚刚从资料室调来的，现在，她也已是《新民晚报》的骨干编辑了。
评论组的办公室，原先在《新民晚报》8楼的一个角落里，后搬至十二楼，给了一个大房间。偌大一个办公室，也就是我们孤男寡女两个人。我将办公桌，斜着搁在角落里。正好可以对着房门。黄惠，则坐在紧靠门的地方。两人，保持着七八米的距离。我上任的第一天，便同黄惠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我任命你为评论组“办公室主任”，全权处理评论组的所有相关事务，包括经常替我出席每天的编前会。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我清楚，我这个职位，是领导们“善后考虑”的一种结果。他们也想替我找个出路，省得我天天无所事事，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我呢，也有一些情绪，权当“在职闲赋”而已。
评论组的工作，是主管《新民晚报》的所有言论。我们经营的主要栏目，便是《新民晚报》头版的“今日论语”，此外还有第二版的“经济走笔”，第四版的“谈家常”等等。人在其位，总要做点事情。于是，我开始在“今日语论”写文章。写评论，其实是我擅长的项目。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写作课目，唯一得过“优秀”的文章，便是一篇国际评论。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事情，便是跑到图书馆的故纸堆里，查看当年“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的成仿吾先生同鲁迅先生的对骂笔仗。主要原因，鲁迅的杂文，我是喜欢的。而成仿吾先生，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看这些东西，确实长了不少见识。我总算弄明白，言论也是可以用来阴损人的、让人产生快感的东西。
1997年1月2日，我在《新民晚报》“今日论语”栏目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题目叫《公益广告》。署名的时候，犯了难。因为，我不想用我自己的名字。于是，很阴损地用一个“何必”的笔名。这也是当年的心情写照。但是，“何必”的笔名是有问题的。当时的言论，都是歌功颂德的，下面落一个“何必”的笔名，实在不妥。比如，有一篇鼓励扶贫的文章，“何必”怎可？要闻部主任张攻非先生挺损人，他说了，你写一篇三个代表的文章，署上“何必”试试？无奈，我将“何必”改成了“何方”。可是，问题又来了。《新民晚报》有一个老作者，也常用此笔名在《新民晚报》投稿。彼何方，此何方，全弄混了。三个月后，我终于决定，还是用自己的真名。大丈夫何必藏藏掖掖的。
我自己统计了一下，评论部三年时候，我大约写了一百余篇评论，大约也就是十天写一篇文章。想想，真是幸福啊。这段时间，我的生活极有规律。每天上班，一张报纸，一杯茶，然后，将双脚搁在桌子上。漫无目的地想事情。闲来无事，便去写小说和散文。我的那些个中篇和短篇小说，都是在那段时间里写的。一度还有冲动，想去参加作家协会。后来想想，写小说，不过如此，也就没有了情绪。大约在1997年5月，我突然迷上了互联网。请技术部的小家伙，替我装了浏览器，偷偷接上电话线，用56K的那玩艺儿上网。反正评论部是天高皇帝远，也没有人干扰。冲浪的快感，成了每天的乐趣。那段时候，我放手在网上写评论，主要是体育方面的，也给一些网站写时政专栏。我忽然觉得，在网上写东西，才有点像当年梁启超先生所说的，有“略不检束”的滋味。
黄惠干了一年多,要求调到要闻部当编辑去了。评论部又从外面调入两人。一位是邵传烈先生。他曾是“文革”时期《文汇报》的著名人物,曾经用过的笔名“王涵”相当知名,不过,他近年一直用“吴兴人”写文章,以致于许多人不知道他的真名了。另一位是陈向阳先生,性格内向,工作勤恳。这两位先生,工作努力,也都是高产的人。因此,评论部的稿件,几乎都用不了。所以,我也就乐得清闲了。
评论部三年，最大的收获，还是身心健康。体重从原先的120斤增长到了140斤。我本来很瘦，头发很长，形同出骸。这三年养下来，总算像个人样子了。这就叫心宽体胖。凡事总是有得有失。老天爷是公平的。
附;当年涂的一些文章
今日论语：
“瓶装空气”
何方
过去，
上海人对饮用水好象是不怎么在乎的。每当海水倒灌之时，略带咸味且有点涩的水泡起荼来，照样喝得有滋有味。这一点，北方的朋友惊愕不已：“喝汤还是喝荼？！”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上海人对水也“在乎”起来了。比如，市政府投资的黄浦江上游引水工程，明显地改善了饮用水的水质，上海的水不咸也不苦了。但是，上海人似乎并不满足。于是乎，纯净水、太空水、蒸馏水等各种名目的饮用水进入了上海的家庭。“花钱买水喝”，几乎成了上海人的一种时尚。
据健康专家说，有两样东西会对人的健康产生直接的影响。一是水，二是空气。现在，水的问题已无须多言。然而，人们对于上海城市空气的污染，却始终没有清醒的认识。有识之士认为，空气的纯净，一是堵源，即消除上海空气污染的源头，二是绿化，增加绿地的面积。上海市市长徐匡迪提出新增上海城区绿地面积的要求，即是净化上海空气的一大举措。
但是，绿化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难题。一方面，全社会都在呼吁“见缝插绿”，增加绿地，另一方面，我们却不断地听到绿地遭到破坏的报道。不久前，上海内环线下的绿地，就有绿地被大片践踏，铜质的浇水喷头不断被偷走。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似乎只有“植树节”这一天，绿化才被“重视”了一回儿。
有钱的人，已开始到“氧吧”去寻求清新的空气，有经济头脑的人，已开始把氧气也变成了“商品”。但是，我们想过没有，当人们纷纷到商场里去买“瓶装空气”的时候，这大概已是上海人的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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