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十问》波及甚大。
《新民晚报》，如此处理，也是无奈之举。国家体委宣传司，也决定取消我已获批准的亚特兰大奥运会采访资格。当时，我赴美采访的机票、住宿都已预订。一切准备就绪。这是我将要采访的第三次奥运会。在上海，一位体育记者连续采访三届奥运会，我是第一人。
《新民晚报》，当时计划派出三名记者赴美采访。即彭正勇、季方和我。显然，我是此次采访的主力之一。当时，报名工作已结束，已无法更换记者。因此，临阵折将，肯定会对《新民晚报》的奥运采访产生重大影响。我有点心灰意冷。天天在家睡觉，也不去上班。彭正勇是体育部主任。他则心有不甘。这位老哥，打了很多电话，托了不少朋友，希望能在北京疏通关节。可惜，他不知道人家的心态。“吾意已决”，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彭正勇也是个直性子。最后关头，他急了。对我说：“管他了。你就去，看他们如何？”当时，我已有亚特兰大奥运会组委会签发的记者证，只需再办一个赴美的签证，谁也拦不住我的。彭正勇将丁法章总编辑拉出来吃饭。我印象之中，阿仁、彭正勇和我都参加了。吃饭的时候，彭正勇提出了这一想法。丁法章总编辑很有意思。他轻描淡写地说，“你们没有报告，我也不知道”。哈哈，这就等于默认了。这个领导，还真的不错。
1996年7月8日，我们仨，顺利踏上赴美行程。我拿的，是商务签证。也算是奇怪的事情。在奥运会新闻中心的注册大厅，我有点紧张，生怕有点什么意外。可是，美国人办事其实相当随意。他们看了我的证件，从花名册中找到相对应的名字，OK，就让我去制证了。我的护照，他们都懒得看。制证的时候，我碰到了新华社记者言小娴。也算是彼此认识了。这位勤奋的女孩子，后来跳槽到了《新民晚报》体育部，现在已是副主任了。
人是到了亚特兰大，但我们仍是有顾忌的。我和彭正勇商量，他和季方两人，去前方采访，我则躲在后面，替他们改文章，做编辑，兼车夫，有时候还要送他们去五十多公里外的新闻中心“上班”。同时，我重操旧业，在《新民晚报》奥运特刊写专栏文章，栏目名称是“今日热点”。“徐世平”这个名字，显然是不能用了。于是，我决定用“亚申”这个笔名。这个笔名有两层意思，字面理解，就是亚特兰大和上海。申是上海的简称之一。另一层意思，就是“躲在那里发声音”，“亚”的谐音，在上海话里就是躲的意思。打枪的不要，悄悄地干活。我们以此自嘲。
我们的住地，是一位华人的二层寓所。他们夫妇，白天上班。家里只有一位老人，以及两个小小孩子。于是，我的生活也就相当安逸。早晨睡懒觉，白天散步，去两公里外的加油站旁边的连锁店买回半打啤酒。有一次，因忘带了护照，店主竟然拒绝卖酒给我。理由是未成年人，不得饮酒。哈哈，这个老头，竟然将我当年未成年人了。看来，我当时看上去，还是年轻的。每天晚上，我的任务是编稿写稿加传稿。
“亚申”这个笔名，一共用了21天。我用此笔名，总共写了21篇专栏文章，从7月15日写到了8月5日。期间，我耐不住寂寞，还去了几次新闻中心，看了一场游泳比赛。当然，也就撞见了不该见面的有关方面的领导。于是，我不理禁令，擅自到亚特兰大采访的事情，也就不胫而走。其实，我是不怎么在乎的。于我而言，已没有什么可慎处之事。我担心的，是不希望此事给单位造成什么不必要的麻烦。只要报上不露面，一切都好办。不许我采访，还不许我到美国“商务”？
1996年7月28日，亚特兰大奥林匹克公园发生了一场爆炸案。一声巨响，2人死亡，110人受伤。震惊世界。于是，我们三人，紧急行动，四出采访。当天早晨，在短短两个小时内，由我执笔，写了五千余字的报道《悲伤的日子》，在《新民晚报》发一整版。这大概也是国内报纸中最早、也是最详尽的报道。编辑部的同仁，在署名的时候，写了我们三个人的名字。徐世平、彭正勇、季方。但是，他们很巧妙，没有用“特派记者”，而是用了很中性的“本报记者”。本报记者，可以是在美国，也可以是在上海，可以是亲身经历，也可以是后方编译。总之，不能给人以口实。这也是我在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唯一在报上露的一次面。
对此，我甚感欣慰。毕竟，我在《新民晚报》的报史中，留下了一个小小的、有意思的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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