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地缘战略的角度分析，中蒙关系的稳定发展，还存在着两股势力的干扰。其隐忧是实实在在的。
第一种势力就是所谓的“三蒙统一论”。
早在1990年2月18日，蒙古民主党领导人苏索巴林在本党成立大会上，公然抛出“三蒙统一”论调,号召四百七十名代表牢记成吉思汗名言：“不要理会能走多远，只管前进，目标必会达到；不要怕险阻，尝试便成功。”他还宣布他的主张也得到了三名“内蒙古同胞”(指1987年外逃到蒙古的青格勒图、呼和哈达、图门巴雅尔)的支持，并呼吁“成吉思汗的子孙们行动起来”，迎接“蒙古世纪的到来。”
“三蒙统一”的初步构想：“以蒙古现有版图为中心，将苏联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图瓦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合并在一起，成立‘大蒙古国’”。1990年以来，蒙古出现了“蒙古根协会”、“成吉思汗世纪”等组织，苏联布里亚特成立了“布里亚特青年联盟”。1991年12月，由蒙古民主联盟牵头又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组织“国际蒙古族协会”，扬言要“把东欧、匈牙利、澳大利亚、苏联的布里亚特、中国的内蒙古联合在一起，为成立‘大蒙古国’打下基础。”民主联盟还派人到中国的新疆、内蒙古等地活动，宣称“这里是外蒙古的领土，应归外蒙古所有。”“长城以北，才是真正的蒙古”。
“三蒙统一”的构想中，力图进行宗教和文字的统一是他们活动的重点。蒙古肯特省“民主联盟”主席达木丁苏荣说，“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宗教、文字不行。无论居住在几个国家，只要有统一的宗教和统一的文字，就能把一个民族自然地连在一起。方法是大力发展黄教(喇嘛教的一支)，兴建寺庙、佛教学校等，让蒙古成为世界黄教的中心”。为了发展宗教，1991年7月，苏联布里亚特邀请达赖喇嘛到布里亚特做了半个月的“佛事”活动。1992年3月7日，蒙古成立了“乌兰巴托寺庙协会”，“便于首都对诵经、庙会和寺庙的管理以及培养喇嘛的工作”。为了统一文字，蒙古恢复使用旧蒙文。他们认为，“有了统一的宗教、统一的文字，‘统一’就有了基础”。
“三蒙统一”的倡导者一直希望依靠美国等西方势力，实现其远大理想。苏联布里亚特科学院院长丹巴说，“全世界民主化进程为‘三蒙统一’带来了曙光。国家独立、民族统一是当代的潮流。如东西德合并、波罗的海三国闹独立和以色列移民等都说明了这一点。蒙古要从中苏两大国身上割下两块肉，光靠自己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只有依靠美国等西方势力，‘三蒙统一’事业可望实现。”他们还提出了“奋斗十五年实现蒙古民族统一”的目标。
其实，“三蒙统一”是打着现代标签的历史垃圾。鼓吹“蒙古统一”、“内外蒙合并”，早在本世纪初，就有人叫喊过。1912年春，沙俄殖民主义份子托米宁在《蒙古及其对我国的现实重要性》一书中写道：通过“强化蒙古自治，沙俄就将获得一切所能获得的东西。”“我们将从已获得的人口中找到恭顺的臣民……我们将完成统一蒙古人民的历史任务。”1912年8月，被沙俄收买的外蒙古叛军头目乌泰扬言“大蒙古国，力图清理蒙疆，所有汉官营伍，一律驱逐出境。”1913年底，由那木囊苏伦率领的外蒙古伪政府代表团赴俄进行“内外蒙古合并”的阴谋活动。1927年7月至8月间，日本政府接过沙俄“统一蒙古”的口号，在“东方(东京)会议”和“大连会议”上，炮制“田中奏折”(满蒙政策)，旨在独吞“东北三省和内外蒙古”。声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我们应该看到，“三蒙统一”是有明显国际背景的。1990年秋，美国利用蒙古民主联盟总协调员昭田格等人对美长达三个月的访问机会，对其作“工作”，给其活动经费，支持其会见旅美的蒙古人，策划建立大蒙古国问题。1991年年8月13日，美国密宗黑教主持人凌云大师带十五名弟子随台湾旅游团来呼和浩特观光，暗示该地活佛出去走走，“多观察外面的情况”，并赠送本人与达赖喇嘛的近照一张。日本一些组织和社会知名人士也积极支持“三蒙统一”活动。如“日蒙协会”会长柳下良二、“日蒙学会”会长小泽重男等人都在为此而奔波，利用各种机会煽动“蒙古民族要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国家。”日本一桥大学教授田中克彦在一次集会上强调“蒙古民族作为一个完整的民族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民族传统，应当努力建成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近两年来，他披着学术交流外衣，穿梭于蒙古、苏联布里亚特和内蒙古，专门为“三蒙统一”牵线搭桥。
“三蒙统一”还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近两年来，蒙古佛教联盟副主席将其布曾多次来内蒙古活动，竭力与宗教界人士接头会面。他主动介绍达赖近况，迫切要求中国的宗教界人士出去与达赖会面。1991年年9月，达赖公开访蒙期间，托人给内蒙宗教界人士稍来达赖赠送的守护神、玛尼丸、圣水和部分衣物。同年10月初，达赖第二次(秘密)访蒙前，以蒙古佛教联盟名义寄来第三封邀请书，邀请其赴蒙“观光”。强烈的宗教色彩，将使应对“三蒙统一”的复杂性大大增加。
第二种势力就是所谓的“蒙古回归论”。
目前，在网上有一批“蒙古回归”论的追随者。在他们看来，现今“蒙古国”所在的那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国土，中国人（海峡两岸、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习惯上把她亲切称为外蒙古。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蒙古民族是由位于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在长期历史中融合而成，在体质人类学上，中国人与蒙古人都属于蒙古人种，从基因上分析，中原人与蒙古人非常接近。在清朝时，滞留在沙俄地区的蒙古人曾因倍受歧视而回归祖国，曾有部电影叫做《东归英雄传》，就是记述滞留沙俄的蒙古人回归清朝的故事。据此，有人认为这就是蒙古人对中国的认同，回归也就在情理之中。殊不知，这种认同，其实是对满清王朝的认同。
“蒙古回归论”认为，明清以来，蒙古人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从未与中国隔离开来。蒙古的分离，只是本世纪初的事。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干涉，没有贪婪的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建立各自势力范围的罪恶活动，那么蒙古永远不会分离出去，即使有短暂的分离也会重新统一。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合则是历史的主流。有史以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哪个政治势力，哪个民族势力，在他们得势的时候，无不把统一中国做为他们的最高政治目标。“这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着特征”。
“蒙古回归论”还认为，现在是蒙古回归的大好时机。星转斗移，时过境迁。强大的苏联已不复存在，俄罗斯自顾不暇，蒙古被无情地抛弃了。因此，蒙古不得不把眼光投向了南方的这个日益兴盛的大国、不久前的祖国－中国。90年代初，杨尚昆主席访问蒙古，带去了大量的物质援助，使陷于崩溃边缘的蒙古经济得到恢复，日益贫困的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一事实，也使得蒙古国内的一部分政治势力开始考虑回归的问题。
当然，中国也有不少人反对这种论调。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必须考虑地缘环境和战略利益。其实并不是版图越大，就越对国家有好处。现阶段，中国与俄罗斯是战略利益相同的大国，双方的领土问题，则显得不那么重要。如果蒙古被中国收回，中国与俄罗斯接壤的面积将大大增加。这样双方的不信任感就会大大增加。中俄两国谁也不希望有一个比现在更强大、达到可以威胁自己的邻居。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我们从蒙古能够得到什么？当然，收回蒙古，对于任何一代领导人来说都是可以名垂青史的功绩。但是，从实际利益上来说，除了版图的扩大，只有沉重的包袱和相应所带来的国际负作用。因此，关于蒙古问题，搁置是最好的办法，集中精力大力发展国内经济、科技和军事，并先收复台湾，稳定南海，与日美重新划分亚洲的“势力范围”，才是上策。
不过，蒙古对中国还是存有戒心。澳门回归中国后，蒙古一家大报曾在其头版头条新闻中说：“港澳已回归中国，在台湾与中国统一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蒙古。”换言之，虽然中国当局未必愿意收回蒙古这个穷亲戚，蒙古上下却极具戒心。经济上的依赖和政治上的惧怕，构成了蒙古政治的复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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