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蒙古的主权、自治、以及其独立，有两件事必须叙述。
一是民国初年徐树铮发兵收回外蒙古主权。
二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外蒙古“公投独立”。
徐树铮，（1880-1925），北洋皖系将领，字又铮。江苏萧县人。秀才出生。1905年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祺瑞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1912年任陆军部军学处处长等职。袁世凯称帝时，力劝段抵制，被袁免职。1916年袁死后，任国务院秘书长。1917年策动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参与讨平张勋的军事行动，任陆军部次长。他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全国。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徐树铮把目光投向了长期分裂的外蒙古，创造了中国二十世纪初国家统一的一番事业！
徐树铮在有关北洋军阀的史料中，大都是负面的记载和评论。其实，徐树铮从小具有远大抱负，也常怀忧国忧民之心。他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素来崇敬。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清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外蒙古却在沙俄的威逼利诱和极少数卖国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独立，脱离中国。当时，包括孙中山、徐树铮等在内，均对此表示强烈愤怒。他们都是当时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包括外蒙古的爱国者。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但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也把外蒙古送回到了中国面前。当时，中国正参加一战，徐树铮被段祺瑞任命为参战处参谋长兼西北国防筹备处处长。徐从日本借款和武器，编练参战军。1919年，德国战败，参战军被改为西北边防军，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为彻底解决外蒙问题做准备。俄国“十月革命”后，以哲布曾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了靠山，他们害怕俄国的赤化运动波及蒙古，因此决定回归中国，以维护自身利益。于是，北京政府驻库伦（今乌兰巴托）都护使陈毅总督与外蒙王公经过艰苦谈判，终于达成了《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三条》。但是，这项议案遭到外蒙“议会”的否决。这就使北京政府决心加快速度解决蒙古问题。1919年10月，37岁的徐树铮率领一个旅兵力的边防军，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他一路上旌旗招展、浩浩荡荡，大有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气势。徐树铮一到库伦，立即让陈毅回内地，也否定了他的《六十三条》。他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请”到司令部，并将其它王公及哲布曾丹巴活佛加以软禁。
1919年11月17日，历史应该记住的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总统，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国怀抱。其上书内容中有这样的话：“当斯之时，外人乘隙煽惑，遂造独立之举，嗣经协定条约，外蒙自治告成，中国空获宗主权之名，而外蒙官府，丧失权利，迄今自治数载，未见效果，追念既定之事，令人诚有可叹者也。”今“计图人民久安之途，均各请取消自治”，“前订中俄蒙三方条约及俄蒙商务专条，并中俄声明文件，原为外蒙自治而订也。今既已请愿取消自治，前订条约，当然无效力。”
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徐树铮还将军队分派驻外蒙各地，如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完成了对外蒙古的统一。尤其是唐努乌梁海，被沙俄侵占达七年之久，终于回到中国怀抱，这也是徐树铮一项伟大而短暂的功绩。徐树铮最难能可贵之处，他在收复外蒙回北京述职时，不但向大总统汇报，还向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去电汇报。孙中山收到来电异常喜悦，立即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对徐树铮收复外蒙予以很高的评价。1919年，尽管有巴黎和会的阴影，但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应是当年中国人民最喜庆的大事。
据史料记载，徐树铮在外蒙古还做了许多有益于蒙古的事，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在离开外蒙而外蒙又再次分裂的日子里，他与孙中山先生建立了深厚友谊，并积极促成南北和解。
1925年，他被冯玉祥所杀。享年45岁。
关于外蒙古公投，也是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
蒋家王朝，国民党政府曾有一个蒙疆委员会，专辖管理。该委员会1929年2月正式成立，阎锡山出任第一任委员长。
蒙藏委员会的职能是主管：“一，关于蒙古西藏之行政事项；二，关于蒙古西藏之各种兴革事项。”它是国民党政府管理蒙藏等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其内部组织有蒙事、藏事、总务等3处，另设参事、会计、统计、调查、编译等5室。蒙藏委员会为了笼络少数民族上层，委员人数不断增加，最多时达35人。但实权掌握在委员长和副委员长手中。因此，蒙藏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保持与蒙藏上层人士的联系，起笼络、监督、控制少数民族的作用和协调解决省县政府和所属少数民族的纠纷问题。蒙藏委员会的地位与南京政府各部、会的地位相同，隶属于行政院。凡遇处理边疆事务，均由各部与蒙藏委员会会商办理。
蒙古的最终游离，是在1945年的“公投”。当时，蒙古主权虽归中国，但实际由苏联控制。苏联从军事战略角度考虑，不管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而与蒙古签定了共同防御性质的条约。同时，苏联还同日本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并包含蒙古的安全。尽管如此，苏联政府在回应中国的抗议时仍不忘重申中国的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外蒙古“公投独立”。台湾的李傲先生曾有文详述，我们不妨摘录简述如下。
雅尔塔会议以出卖中国在蒙古的主权而换取苏联出兵，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蒙古的最终分裂，却是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其后的蒙古“公投独立”。国民党秘密档案表明，当时的谈判代表宋子文曾明确告诉斯大林：
“任何中国政府均不能割弃领土而存在，尤以国民政府自孙总理起，即向全国人民灌输领土完整之观念，更不能割弃外蒙古。且外蒙古如可割让，西藏问题，必立继起，英国如控西藏，对苏亦有不利。”
斯大林虽表同情，但提出不妨先立密约，俟日本投降后再行公决。又谓外蒙乃苏联西伯利亚之防卫线，如外蒙是中国领土，苏联势必不能在彼驻兵。斯大林曾明确在对蒋经国说：“老实告诉你（指蒋经国），我要外蒙古，是基于军略上的观点……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断，俄国就完了……你说日本和中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于是，中国谈判代表以事逾“训令”范围，向蒋介石请示。
蒋介石的回复是：1、外蒙独立问题，须待我国国内真正统一，领土主权真正无缺，行政真正完善，始能考虑。2、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共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可考虑。3、中国政府愿意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4、大连应为自由港，旅顺应作中苏共享军港，铁路干线，应有中苏共营，但管理权仍在中国。 蒋介石还明确说明：“此系中国最低之期望，如无切实保障，则牺牲无益，即可相机中止交涉。”
此后，民国政府的外长王世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互换照会，均明确在日本战败之后举行公投，以决定蒙古地位。 1945年，蒙古决定“公投独立”，当时，国民政府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为代表“参观”。关于公民投票情形，雷法章有详细叙述，并称“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故此项过程纯系掩耳盗铃之举”。
另外，毛以亨在《俄蒙回忆录》中记录了外蒙古“公民投票”的情况，甚为滑稽。
一、投票是公开的记名签字方式，投票者要当着办理公民投票的事务人员的面签字，谁敢签名在反对栏之中？假如改用了秘密的无记名方式，其结果一定要改观。
二、外蒙人民有60%是文盲，即以投票的48万人估计，就有将近29万人是不识字的，已是投票人数中的多数。他们之中纵有坚定的意志要在反对栏中捺指印，但也不认识哪里是反对栏，只有听从事务人员的指示，在指定的一栏中捺指印。假如改用别种易于辩识的方式，如赞成者用红票，反对者用蓝票，随人民的志愿去领用，则结果差别一定很大。
三、人民如果反对独立，不敢公然表示，他却可以采取消极抵抗办法，拒绝前往投票。如果实际投票的人数不及应投票人数的半数，这个投票的结果当然无效。但是投票人的姓名，早已书写在投票簿上，并且编定了号数，全部投票人数早已有统计。假如不采取这种空白的公开记名签字方式，则投票人数比例很可能减少。
这段记录说明，当时所谓“公投”，实际上是被蒙古政府操纵的。这也是为什么“公投独立”会有这么高的支持率的真实原因。
补述这两件事，仅仅是想说明几个观点。一、弱国本无外交；二、苏联在外蒙从自治到独立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三、维护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容侵犯，关键是政府的决心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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