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之亲近中国，以及中国之亲近俄罗斯，都有自身的战略考虑。
那么，中国的战略考虑是什么呢？1996年11月19日，江泽民曾说，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不管情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这一方针都是不会改变的。”他还在这次谈话阐述了中国对俄政策指导原则：“睦邻友好、平等信任、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中国发展同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主要有以下战略考虑。
一、国家安全利益。中国的近代和现代历史说明，中国的国家安全同沙皇俄国以及以后的苏联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六七十年代，中苏对抗，中国感到来自苏联方面的军事威胁，不得不把大量资源投入国防建设。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直把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90年代以后，突出地把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争取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
由于中国同新的俄罗斯确立了睦邻友好关系，再加上中国同其他邻国关系的改善，这就在中国周围形成了自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以来从未有的良好安全环境。这为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和加快经济建设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新的俄罗斯不仅是中国最大的邻国，同时也是最强的邻国。仅以核武器这一指标为例，即使在10年以后，俄罗斯仍是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可见，同俄罗斯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这对保证中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国内的建设和发展顺利进行，相当重要。
二、贸易和经济合作。中俄经济贸易关系互补互利。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俄罗斯在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的地位。俄罗斯拥有强大经济和科技潜力，同时又实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政策，这将为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开辟一个新的广阔的空间，为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战略创造一个客观前提。众所周知，沿边开放是中国开放战略的重要方面。中俄边界长达4300多公里，因此对俄开放自然应成为中国沿边开放的重点之一。因此，中国乐见中俄贸易经济关系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国际事务默契合作。中国认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要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合法权益，就要争取同世界上所有国家，特别是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欧洲把俄罗斯视为潜在的威胁，企图以扩大北约而加以遏制之；在亚洲则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企图以加强美日联盟而加以遏制之。西方的这种政策实际上使中俄两国在战略上陷入相似的境遇，从而迫使中俄不得不相互靠近。在亚太，其中包括东北亚，中俄关系中的合作因素大大超过竞争因素。中国同俄罗斯一样，都不希望看到美日同盟的加强，都不希望这一地区的局势由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所主宰。因此，中国欢迎俄罗斯作为一个稳定的因素进入亚太。
四、共同的民族问题。中国的西部边陲同中亚新独立的国家接壤。这里聚居着大量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同中亚人民在民族、文化和历史上有密切的联系，再加上这里远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历来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薄弱环节，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自然成了中国政府优先关注的问题。中国像俄罗斯一样，也不希望在中亚出现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势力和极端的宗教势力，从而危及中亚国家以及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可见，在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方面，中国和俄罗斯有共同的愿望和利益。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俄关系的发展仍然存在限制性因素。比如，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这两个相邻大国中任何一方力量和影响的增长都直接关系到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态势。俄罗斯内部仍在就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争论，其发展前景、包括对外政策仍存在着难以预测的因素。俄社会仍有亲西方的心理和社会基础，同时又对中国的发展存有戒心，这种情况对两国关系的深度不可能不造成某些阻碍。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可能性。等等。
俄罗斯特殊的社会条件和文化与西方的异质性决定了它的多党政治体制只能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变异。俄罗斯联邦的统一问题仍然未能最终解决。这既表现在一些民族地区的独立倾向，也表现在远离中央的一些行政区域竭力降低和摆脱中央控制的企图。俄罗斯外交决策的影响集团，不论是精英集团还是公众集团，也都在随时影响和制约政府政策的方向。同时，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巨变后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分裂趋势明显，官场腐败盛行、黑社会活动猖獗、失业人数聚增等等，均成为威胁政治稳定、制约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发展取向方面，俄罗斯社会大体可以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强调俄罗斯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强调任何变革都应考虑俄自身的条件。这种势力今天、特别是在有影响的政务活动家中已成为一种共识。另一种则主张全面学习西方，认为只有西方模式才是俄罗斯复兴的希望。虽然这种势力因前些年亲西方政策的不成功而遭到削弱，但它在一些年轻人中还有相当的影响。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近年来，民族主义已越来越被各种政治势力运用为争取民心的工具，也成为能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共鸣的思想情绪。这些因素，也可能对未来中俄关系走入“盘局”甚至“僵局”产生潜在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静杰先生曾提出，中俄关系有两个不平衡的现象：一是两国的政治关系水平高于经济关系的水平，二是两国关系在中央一级好于在地方一级。李静杰先生还着重提到过两个因素。即移民因素和边境因素。
李静杰先生认为，中国“移民”问题则是中俄关系中的另一个消极因素。中俄两国人民曾相互隔绝长达
30年，苏联解体以后，双方向对方开放了边境口岸，由于当时双方实行互免签证制度，加上通讯手段非常落后，在市场经济自发力量的推动下，大批中国人进入俄罗斯，从事经济活动或者旅游、学习等。勿庸讳言，其中也夹杂了一些文化素养很低的人，甚至还有极少数犯罪分子。同样，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成员国的人员也以空前的规模涌入了中国。与此同时，大量的中国劣质商品也进入了俄罗斯市场。这在俄罗斯引起了十分消极的反响，使“中国人”的形象和中国商品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破坏。所以，中国目前面临一个看来简单、而实际甚为艰巨的任务：这就是恢复“中国人”和中国商品在俄罗斯原有的良好形象。
中俄之间在人员交往和经贸方面出现的无序现象，是在中俄两国政府缺乏精神和措施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无论中国官方还是社会舆论，对此早有深刻反省。出乎预料的是，众多的中国人涌入俄罗斯，在俄罗斯引起了所谓中国“移民”之说，更为甚者，有一段时间，围绕所谓的中国“移民”问题，在俄罗斯掀起一小股被俄罗斯学者称之为反“黄祸”的浪潮。据不完全统计，自1992年年中以来，俄罗斯中央和远东
以及西伯利亚的部分报纸刊登了上百篇指责中国向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扩张”的文章。有的文章甚至制造了这样的神话：中国政府为了实现对俄罗斯的领土要求，制定了一项向远东和西伯利亚大规模移民的计划，并为此拨款几十亿美元。有的文章说，中国在俄罗斯的“移民”达200万，有的则说达500万甚至600万。俄罗斯现在是舆论多元化的国家，但是言论自由和制造谎言则完全是两回事。这些不负责的言论，对加强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信任显然是有害的。
李静杰先生认为，近年来的东部边境协定谈判，也在中俄间掀起一些风波。中俄边界谈判进行了将近30年，最后终于以中俄边界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让互谅的精神，达成了边界协议。但是，在执行东部边界协定的过程中，标界工作受到远东地区某些领导人的阻拦。他们借口政府在边界谈判中向中国作了单方面让步，提出“寸土不让”
，并先后要求废除和修改中俄东段边界协议。他们的这种做法非常令人费解，不知道他们是确实不知道中俄边界变迁的历史，还是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借题发挥，别有所图。
事实上，中俄两国之间的边界纠纷并没有完全解决。例如，现在，两国对黑龙江上两个岛屿均声称拥有主权，颇多争执。这两个岛屿的俄文名称是“塔拉巴罗夫岛”和“大乌苏里斯克岛”，位于黑龙江中心，将黑龙江分成了两个水道，经过几百年的地质和气候条件变化，俄罗斯一侧的水道已变成主航道，而中国一侧的水道则已经变成小支流。如果根据中俄之前的协议，即依据主航道的中心线来划定边界，这两个岛屿将属于中国，但俄罗斯主张依据1860年签定的《北京条约》，以两个岛屿与中国间的航道中线划界。这两个岛屿据说具有非同寻常的经济及战略价值。鲟鱼等名贵鱼类，目前多数集中在两个岛屿与俄罗斯一侧。另一方面，这两个岛屿的对面，即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重要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俄军方认为，这两个岛是哈巴罗夫斯克的天然屏障。但中方先前在中国一侧的水道入口处，将装满砂石的驳船沉入河底，并在结冰的水道上堆放砂土，使黑龙江水道逐渐变浅，未来可能使两个岛屿与中国领土相连。俄罗斯方面也不甘示弱，目前在两个岛上都驻有边防军，并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兴建大量的度假别墅及东正教堂，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近来，两国官方都保持低调，但不等于准备妥协。这两个岛屿虽然面积不大，但工作是复杂的。
因此，中国应该从战略的高度制定对俄政策，认真审视现阶段的“相互利用价值”，挣脱彼此的猜忌，保证安全和稳定的基本层次和确保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实现战略合作的高层次。力争使这一阶段时间更长些。5至10年是基本目标。30年到50年是长远目标。
一是加大“三北”地区建设，确保安全与稳定。我们应大力加强“三北”地区经济建设、保持一定的国防实力，使我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中，双方的综合力量配置结构、特别是在与俄交界地区的发展态势处于有利的地位。对两国间存在的领土、边界分歧既正视问题、坚持原则，又注意通过对话和协商，在继续阐明我立场的同时，切不可操之过急，应尽可能地使之淡化，避免其成为两国关系中的焦点。
二是妥善处理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的关系。我国西北、西部是我少数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比较薄弱，这个地区的宗教极端势力、泛突厥主义抬头。因此，这里是我国安全和稳定的敏感之处。在防止宗教极端势力等方面，中国与俄罗斯有着共同的利益，都希望在这里建立反极端势力的“缓冲区”。因此，中国不仅要与当地国家发展关系，还可以积极利用俄罗斯在中亚、南亚的影响和特殊作用，保证我安全、实现我建立周边睦邻友好地带的目标。
三是在战略合作层面，加强同俄罗斯的制度性沟通机制安排。所谓制度性安排并不是指建立联盟似的纽带，而是在保持各自独立性、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确立合作规则、合作机制，在两国关系中建立起类似市场关系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供需”体系。建立制度性机制的目的是使双方在合作中交流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并由于互相获利而加深合作程度，也由于相互依存和能有稳定的预期而保证合作关系的持久。制度性安排的基础是两国有着共同或相似的需求（利益），制度性安排有助于巩固和加强两国共同的需要，以避免任何风浪的冲击。考虑到俄罗斯发展的不明朗性，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是应该努力扩大中国在俄罗斯各个层面的影响。今天的俄罗斯，传统上一元化的、自上而下的管制政治已被各个领域的多元化替代，社会上活动着的各种社会阶层、团体，各种利益集团对外交决策都起着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两国关系如果仅仅局限于领导人之间、如果把两国关系系于某个领导群，对两国关系的持久稳定不仅是不够的，而且是有害的。中国在两国合作制度性安排中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要与俄各种政治势力、各种对华观点的人士建立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包括那些亲西方的、对我怀有戒心的人士。目前，俄各界真正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的并不多。我们要宣传、阐明自己的政策和立场，利用一切手段向俄社会描绘一个真实、有吸引力的、值得与之合作的中国。另一方面，也应该使俄社会各界意识到，唯有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和合作才可能排除来自中国的所谓“威胁”。任何敌视、甚至参与遏制中国的企图恐怕都只能使中国真的成为俄的“敌人”。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俄之间，既存在潜意识的猜忌，这种猜忌是历史的、文化的、地缘的猜忌。同时，中俄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同时又是阶段性的“共同利益”。同理，猜忌可以着力挣脱，利益也可以发生变化……关键看我们如何把握大势，顺势而为。其问题的核心则是两国政治家的“地缘政治智慧”。
在结束这个章节的时候，读到两篇网上文章，一篇的题目叫《怀念苏联》，还有一篇题为《别了苏联》。两种观点，两种情怀。但是，在我看来，一个强大的苏联，对中国至少是一种地缘的挤压。同样，一个强大的、推祟“新欧亚主义”的俄罗斯，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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