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新民晚报》从九江路41号临时社址搬出来的时候，从体育部的柜子里翻出一大堆封尘的东西，其中，有一台红色的电话机静静地躺在角落里，顿时勾起不少回忆。今天，当我坐在电脑前写这篇文章时，感慨之情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这是一台普通的录音电话，也许是使用的年份久了，当初的红色几乎已经褪尽，一个播放键和倒退键，磨得非常光滑……
这不是当年老邱用过的电话吗？
198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新民晚报》体育组（当时《新民晚报》还是一个副局级单位）工作。到体育组上班的第一天，体育组组长赵雨先生领着挨个介绍同事，李为华、卢璐、向潮、蒋是枢……“这是老邱！”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办公室的角落里还坐着一个人，精瘦精瘦的，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活脱脱一个旧社会的账房先生。他正忙着，从一个老式的录音机里放录音、整理文章。
老邱叫邱国翔。他是一位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据他自己说，他解放前曾经当过体育记者，并以“海上红尘”先生的笔名写文章，小有名气。《新民晚报》复刊之后，需要人手，他便跑来发挥余热了。从发稿的角度说，《新民晚报》刚刚经历了“电报时代”，记者们外出采访开始用电话了。当时，老邱的主要工作就是整理在外采访的记者用电话传回来的稿件。那时，还没有录音电话，老邱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记者在电话那头念一句，他复述一句，录在那个又笨又大的录音机里，然后再一点一点整理出来。老邱非常认真，经他整理的稿件，鲜有差错。有一次，我在外地采访排球赛，用了一个“窝裹”的词，老邱足足问了五遍，他还是不明白，最后，他对我说：“你还是换一个词吧！你想想，我都不明白，读者会看得懂吗？！”是啊！做记者的，应该处处想着读者才对。
到了1984年，《新民晚报》体育组购进了一台录音电话机。电话机搬来的那一天，老邱显得特别兴奋，他一边摆弄着电话，一边哼着评弹，完全不像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老邱自言自语：“现在的人真聪明，居然有录音电话了！将来说不定还有什么想也想不到的东西呢？！”第二天，老邱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块黑色的灯心绒布，做成了一个精致的套子。红机子配黑套子，庄重妥帖。从此以后，老邱的工作量大大减少，接稿件时再也不用扯破喉咙了。有一次，不知是谁，将茶水碰翻在录音电话机旁，老邱看见了，急坏了，连声说：“这么娇贵的东西，要弄坏了、要弄坏的。”此后，录音电话机的一侧，便多了四个字：“小心使用！”。
1986年5月，我被任命为体育部副主任，我成了老邱的上司。上任的第一天，老邱悄悄地将我拉到一边，郑重其事地写了八个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还补充说：“当官的，就是要为当老百姓多谋点事情。”对此，我很感激，并将这八个字抄在工作手册的首页上。在我当部主任的十几年间，老邱的这句话，我始终都没有忘。其中，着力改善记者的采访条件，一直是我乐此不疲的事情。1987年，体育部购进了《新民晚报》的第一台传真机，1988年，体育部又购进了《新民晚报》第一台带拾音器的声控袖珍传真机，此后，体育部又开《新民晚报》的风气之先，率先使用电脑，并用电脑传稿系统发稿。老邱当年“想也想不到的东西”一个个地出现了。
1989年，老邱的录音电话机真的“失业”了。记者外出采访已普遍使用传真机发稿，那台录音电话机放在桌子上已成了碍手碍脚的东西。于是，我们决定让录音电话机“退休”。那一天，我让老邱将录音电话机从桌子上搬走，老邱一副依依不舍地样子，将机子上的灰尘擦净，用报纸仔细地包起来，嘴里还自言自语：“老了，也该退了，时代潮流啊！”
那台红色录音电话机“退休”没有多久，老邱也在工作中因脑溢血去世。那天晚上，老邱采访了一个台球比赛，然后回家写稿。由于年老体弱加之疲劳不堪，老邱突感头痛，家人劝说他早点休息，但是老邱不听，他说，“稿子写不出来，明天报纸是要开天窗的，不行的，不行的”然后他就用一块冷毛巾裹在头上，坚持写作。最终因脑溢血而去世。他的职业精神，令人敬佩。老邱的新闻稿，后来登在《新民晚报》体育版上，名字加了黑框，也算是永久纪念。直到今天，我都在为老邱难过，以他的精力，以他的乐天，他完全可以看到许多他“想也想不到的东西”。从电脑到网络、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很多东西。
这是社会的进步，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至今，我都忘不了那台红色的录音电话机，它现在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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