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的老人，喜欢泡茶馆和咖啡馆。这种传统，就像遗传的基因，也深深地印刻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复刊后的《新民晚报》，其临时社址是九江路41号。报馆附近，有两家可以喝咖啡的去处。一家是南京东路和四四川中路口的德大西菜社。这是一家著名的德式西餐馆。其二楼是经营正宗德式大餐的地方。一楼，则可以喝咖啡和品尝西式点心。经德大西菜社往西几十米，另有一家咖啡馆，叫东海咖啡馆。这也是一家经典的老上海咖啡馆，其创建于1941年，前身是马尔斯咖啡馆（MARS），听说是由一位白俄创办的。东海的布局很有特点，150多个座位，围绕一根圆柱，自楼上楼下散布开来。楼下做咖啡，茶，西点，楼上则做正餐。
《新民晚报》是晚报，其上班时间是上午八点。一般而言，记者们都准时上班，然后去写稿和发稿。九点以后，便是等着看小样和大样的时间。于是，记者们三三俩俩，就要去德大或者东海喝咖啡。那个时候，德大略近，但咖啡略贵，于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就是东海咖啡馆了。我印象之中，德大的咖啡，要比东海贵五毛钱，而且，杯子也略为细巧一点。当时，我们的工资，也有是百八十块钱啊。日积月累，我们自然会掂出其中的份量。东海是俄国人开的，一些传统仍旧保持着。在旧上海的时候，它的主要客人，便是在洋行打工的职员，因此，它主要供应制作比较简便的、又能填饱肚子的食品，比如罗宋大菜等等。它的咖啡杯，也是粗瓷做的，挺大的杯子，现烧的咖啡，二块钱，很耐品。
当然，我们喜欢东海的理由，则是这里的客人。八十年代，仍是开革改放的初期，东海咖啡馆里的客人，有一大批人是专门倒腾商品的，上海人叫这些人“打桩模子”。这些人很敬业，每天八九点钟，便会去咖啡馆上班，一杯咖啡，要坐上好几个小时。其间，他们会同各色人等打交道，谈斤头，同时也传递着各类信息。我们是做记者的，混在那里喝咖啡，足不出门，便可尽知天下之事。那个时候，是没有互联网的，传播信息最快的地方，也就是这些从四面八方来的咖啡客人。咖啡馆，就成了一个信息的集散地。《新民晚报》，其前身是一张民营报纸，其传统就是特别关注民主，贴近老百姓。我们的社长赵超构先生，便是茶馆的常客，他与其说是喝茶，倒不如说是去观察社会世象。他当年的许多言论的观点，都是从茶馆里来的，因此特别受到读者的欢迎。到我们做记者的时候，这些老先生们，也与时俱进了，他们在教导我们要吃透下头的同时，也要求我们吃透上头（即吃透精神）了。
《新民晚报》在整个八十年代，仅从其影响力而言，达到了巅峰状态。我认为，这是同这张报纸“贴近社会、贴进民生”的办报作风大有关系。那个时候，在东海喝咖啡的一帮做报纸的年轻人，都是相当出色的记者。我印象之中，政法部有盛李、钱勤发，经济部有彭正勇、卢方、黄振平、文化部有徐克仁、美术摄影部有刘开明、郑辛遥、群众工作部的王明国、体育部有徐世平、蒋家风、张建东，以及新闻编辑部的白子超、李新等人。这些人，都为《新民晚报》在八十年代的中兴，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那个时候，我们开玩笑地说，新民报的好新闻，都是从咖啡当中喝出来的，或是听到某些信息，或是受到某种启发，等等。那个时候的记者，似乎也不是坐班制的，当政的领导，根本不在乎上下班时间的规定。在他们眼里，一周不上班，却能一周写出几条好新闻的记者，当然就是好记者。因此，我们这些人，上班时间，跑去喝咖啡，在领导们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像后来，居然有人提出要像管工人一样管记者，要做什么考勤制度，结果引发众多反弹。其结果，则是报纸越办越差了。
《新民晚报》，后来搬出了九江路41号临时社址。先是到了延安路839号，然后又搬进了威海路755号大厦。《新民晚报》同仁，自此也就远离了德大和东海，这张报纸，不经意之中，似乎也远离了民主。我常常想，办报纸，也是要周边环境生态的。解放前，为什么报馆都集中在圆明园路、汉口路告近外滩那一带呢？！当然，如今的社会，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的出现，解决了信息传播的问题。记者们自可以整天呆在网上，发现新闻，炒作新闻。不过，我依然是一个固执的人。我的前辈告诉我，新闻是跑出来了。记者，就是跑新闻的人。记者和新闻，一旦可以不用跑了。我怀疑，这那里还是什么新闻呢？
如今，《新民晚报》所在的大厦，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个咖啡座。当然，它不是法式、德式和俄式的，完全官营特色，这是物业管理部门办的。我注意到，《新民晚报》的一批老同事，比如徐克仁，以及当年的一些后生如何斌等等，依旧喜欢坐到那里去喝咖啡。这也是一种多年的习惯。只是可惜，这些人都早已不在《新民晚报》了。不过，有咖啡喝，总比没有喝咖啡好。我也注意到了，近来的新民晚报，越发的注重民主了，不管是报纸，还是他们的网站，都将民生问题，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良苦用心。
贴近民生的报纸，才是有生命力的报纸。这个想法，是我们当年喝咖啡时悟出的道理，至今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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