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早春二月，经上海市青年联合会推荐，我成为上海市第八届政协的委员。
这一届市政协，《新民晚报》共有三位政协委员，一位是总编辑丁法章，新闻出版界别；还有一位是张攻非先生，时任《新民晚报》新闻编辑部主任，中国职业教育社成员，民主党派界别。我则属于青年界别。我们政协小组，共有工团青妇等界别。
我们这个政协小组，名人不少，主要集中在青联和妇联。比如，著名话剧演员宋忆宁、上影乐团著名指挥王永吉、上海百事可乐总裁陈秋芳、华夏律师事各所的名律师缪林凤，以及后来的上海电视台主持人袁鸣等等。团口推荐的委员，前期有时任市青联主席的王仲伟（现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智平、韩敏等人，后期则有陈靖（现任闵行区区长）、宗明（现任杨浦区区长）等人。团口，向来是出干部的。历来如此。我们这个小组，团委、青联和妇联的委员，似乎相当活跃。相比之下，工会系统推荐的委员，则比较稳重严谨，显现出工人阶段特有的性格。工会推荐的委员中，有一位老哥印象深刻，他叫陈安杰，时任上钢五厂工会主席，一张脸，很有个性，充满男子汉的气概。如今，陈安杰已是杨浦区的区委书记了。
政协委员的职责，自然要关心社会民生、反映民众呼声。这也是我们参政议政的目的。我们这一届政协，历时五年。其间，我共提交过两份提案。第一份提案，是关于改善上海交通状况的。没有什么新意。当时，上海交通问题比较糟糕，我开摩托车，耳闻目睹，自然感受很深。但是，这份提案，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下文。后来我听说，当时关于交通问题的提案议案最多，足已令相关部门感到麻木不堪。当时，交通的话题，同苏州河变清的话题一样，似乎都是人人看得见、却又无法解决的大难题。无法解决的问题，你提出了，也是白搭。
第二份提案，则截然不同。因为这份提案，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这份提案的主题，相当超前，强烈建议上海切勿盲目改造商业街。八届政协，正值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上海提出“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拉开序幕。其中，南京路、淮海路、金陵路、四川路等纷纷提出改造方案，要重振商业街。对此，我是坚定的不同意见者。当时，上海有二百万人，因为动迁而迁出了中心城区，商业街的消费群正在急剧减少，消费对象正在发生变化。同时，由于消费理念的变化，老百姓更喜欢“点状幅射”的消费生活，他们喜欢去一个集各种功能于一体的地方SHOPING，而不再是“走走逛逛”的消费形态了。在这份提案中，我列举了国外著名商家沃尔玛、家乐福的商业模式。我坚信，西方如此，若干年后，中国也一样会时兴这种先进的商业消费模式。我在这份提案中建议政府部门，着力规划城市周边的消费网点，而不要将真金白银全部砸到过时的商业街上去。这份提案，引起了当时的上海市商委的重视，他们很认真地回复了我的提案，并表示他们将在周边城区的商业网点布局中充分考虑我的建议。
我感觉，当政协委员，最苦恼的事情就是了解民情民意的渠道十分缺乏。当时，互联网还没有出现，大众传媒，又不太重视百姓呼声。因此，在政协会议上说什么，议什么，一直困扰代表委员们。当时，代表委员视察是一条途径。但是，去了几次，便没有了感觉。因为，这种视察，都是下面精心准备的，一般而言，你听不到什么真正的民意。十几年后，我在东方网主管内容的时候，便推出了一个“两会议案”，以此传达百姓呼声。这个专题栏目，利用互联网征求老百姓的意见建议，然后通过有关渠道，反馈给人大政协，并最终转达到政府的相关部门。这一栏目，不仅受到百姓欢迎，也得到代表委员的支持。同时，我还策划组织了代表委员的嘉宾访谈节目，直接让代表委员同老百姓“面对面”。互联网拉近了代表委员与大众的距离，真正实现了民意的“零接触”。这种灵感，完全得益于政协委员的经历。对此，我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
1998年，上海市九届政协召开。我因为年龄的关系，似乎已不能再呆在青联了。此前，市青联改选，我被选为常委，同时被增补为全国青联委员。我知道，这是对我们老青联委员的一种安慰。每个人，还发了一块纪念铜牌。果然，政协委员的推荐结果也出来了。这届政协，另选出了一批新委员。我也就正式从政协退出了。
不过，参政议政，其实是每一个平民百姓的权利。当不当代表委员，已并不重要。如今的社会，意识形态早已多元，表达民意的渠道方式，早已多样。这种意识，潜移默化，早已深入人心了。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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