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人网语”先生在博客里，留下了好几段话。其中，“延安梦，梦延安……”算是精到之笔。几十年过去了，历史一页页翻过，许多人被延安所感染。因此，没有去过延安的，想去延安；去过延安的，想回延安。
1960年，英国著名的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他特意到了西北偏远、交通仍然不便的延安参观访问。在杨家岭、枣园、王家坪，蒙哥马利先生感慨良多。临走之时，他执意提出要带两样东西回去，留作纪念。这两样东西很特别，一是一把镢头，外加一包小米。在这位著名的盟军将领看来，延安的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无独有偶，另一位二战将领、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在抗战胜利后，也特意去了延安。在王家坪，在八路军总部的作战指挥室里，一张破桌，几把长凳，条件之简陋，不可言说。他感慨地说，真是不可思议，你们竟然这里指挥了全国各地的百万军队。当然，他还有一点，也是想不到了。几年之后，以美国军队为主的联合国军，居然同中共的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相见了。其结果,可想而知。
斯诺、斯沫特莱、斯特朗，都是见证延安、向世界说明延安的外国记者。《红星照耀中国》，虽是书名，却是点睛之笔。当时，在国人的眼里，延安的宝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佛塔，他显然就是中国革命的灯塔。在这些外国人眼里，延安是一个物质艰苦，但是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地方。到处的歌声，到处的笑脸，以及男女不分的服装，让人不得不思考，延安到底有什么，它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又是什么？斯诺曾多次回到延安。1970年，他再次回到中国时，已是古稀老人了。但是，他仍然要回延安。最后，斯诺决定，他死后，他的骨灰一定要葬在中国（注：斯诺的骨灰的一部分现葬于北京大学的末名湖畔）。斯沫特莱，更是在中国呆了十几年。1950年，她病逝于来华途中。我真的很想知道，最后一次的中国之旅，她在想什么?她有什么未了的愿望?朱总司令，亲手为斯沫特莱题写了墓碑。斯沫特莱所著的《伟大的道路》，写了朱德的一生，其实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道路。这条路，也是从延安走出来的。
外国人如此，中国人更是视延安为圣地。一个能改变人的地方。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当时，国民党政府迫于媒体的压力，不得不组织了一个媒体采访团赴延安。当时的重庆，有一家民营报纸，叫《新民报》，也有幸在列。但是，报上去采访的记者名单，却是叫当局头痛的。她叫浦熙修（注：她的妹妹溥安修后嫁彭德怀将军），一个进步的革命青年记者。于是，上头不准。怎么办呢？只好换人。最后，《新民报》派出了他们的主笔，赵超构先生。一个有点耳聋、说话也不太明白的人（赵先生是温州人），而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下，当局准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位耳背的人，在延安写出了著名的《延安一月》，其影响，可能就是中国的《西行漫记》。赵超构先生是一个好记者，他是客观的，他从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也因此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种友情，后来持续了一辈子。赵超构先生作为民主党派，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与党同心同德，至死都没有改变。这一点,我甚为敬佩。
延安靠什么吸引人感染人。这就是延安的精神。这种精神，思想深髓、外延广泛。有人说，延安精神是一座内涵丰富、刻度精确的思想坐标。当年从延安走出来的著名诗人贺敬之先生感慨地说，延安精神是万岁的。确实，延安精神过去管用，今天管用，将来也是管用的。
TAG:
评分(
